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当然，在已经收到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数学大家们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
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某国学者就瞠目结舌——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
某国人很丢面子。
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某国科学界怎么会作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某国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某国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个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因为陈景润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个剽窃无疑没有人会到某国来抗议，而某国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
应该说某国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某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景润寄到瑞士的稿件，某国数学界自然也无缘得知。
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某国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的，至于具体作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
这次对质的结果，是“陈景润教授”的影响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