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谓礼文书则不然，它记录了一个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政务全过程的细节，全面地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比前两种文书更全面、更深入，涉及中央制度的核心內容，实为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必然引起学界重大关注。尤其是占文书约百分之八十的徐谓礼的“录白印纸”，学界此前从未见过。
“原史”与“历史书”的关系总是无比微妙，或映证，或矛盾，徐谓礼文书也不例外。包伟民发现：徐谓礼文书中有关“交税”的数额，恰好印证了“原额主义”的存在，即：开国皇帝定下的缴税额度以后每年都不变。徐谓礼在溧阳当知县时，“印纸”中关于缴税的额度与相隔几十年的《景定建康志》里关于溧阳的缴税额度几乎完全一致。
“原史”有时候也与“历史书”矛盾。比如，徐谓礼文书从侧面反映出的信息，恰好引起关于宋代的“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省”）究竟是行政级别还是监察机构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以来未曾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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