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儒家对专制皇权的反思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顾炎武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与儒家的共治主张一脉相承；明代废相后君主专制所产生的诸多政治恶果，更让另一位明末大儒黄宗羲认识到“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为限制君权，应当“公其是非于学校”，使“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学校》），黄氏设想中的“学校”，已具有近代议会的功能；同时代的王夫之甚至提出了“虚君立宪”的构想（严格来说，称其为“构想”并不准确，因为王夫之认为这乃是“三代”已有的古法）：“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卷三十）。
如果说西汉董仲舒试图用来约束君主的“天道”多少有些缥缈，那么船山先生构想的“预定奕世之规”，显然已有了“立宪”的意义。只可惜，明室已倾覆，明儒的君宪思想没有获得去指引建立一个君宪政体的机会。以异族入主中原的八旗部族，所恢复的是专制程度比朱明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制，揉合了秦制传统与草原主奴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