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将倾，居家何忍？不能尽忠，守孝何用？连皇帝都要下罪己诏了，臣子岂能无动于衷？于是，皇上下了一道圣旨给湖南巡抚奉，谕曰：“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奉谕，曾氏没有多想，便草疏恳请在家终制，并请巡抚张公代奏。奏折缮就还未发，刚好张亮基专函送到，告武汉失守，人心惶恐，请他出山。郭嵩焘也来，劝他出保桑梓，澄清天下。曾氏乃毁前疏，抵长沙。因曾任兵部侍郎，深知清兵现状，故上“敬陈团练乡民搜查土匪大概规模”折，称长沙省城兵力单薄，行伍空虚，不足以资守御，可于省城立一大团，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招募来省，实力操练，既足以剿匪，亦用于防守省城。奏准，皇上批曰：“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
于是，用戚继光兵法，逐日操练乡勇，并为之酌定训练章程。
戚继光著有兵书多种，其中《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最有名。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兴，戚氏兵法被奉为圭臬。这很可能与曾国藩用戚氏兵法编练湘军有关。曾氏为何要用戚氏兵法练湘军？此由战争性质所决定。《孙子兵法》是王者兵法，争天下者用之，这显然不适用于对太平军的战争，而戚氏兵法针对倭寇，用兵具有剿匪性质，故适用之。
用兵首先要在政治上正名，如用《孙子兵法》练湘军，那就犯了名分，而用戚氏兵法则名正言顺。此种微妙处，曾氏如鱼饮水，唯有自知，他说，真用兵时兵法都用不上。
因此，用戚继光兵法，非为军事，而是讲政治。他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剿匪上，而且剿匪的目光收束在湖南境内，并未如郭氏所言，表现出“澄清天下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