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雍正帝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勤于政事，积极制定切实有效的治理和预防腐败的大政方针，不断推进反腐倡廉事业，极大地消除了康熙一朝的诸多弊政，为乾隆一朝在经济上、社会发展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他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能者上庸者下。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你想啊，在雍正手下，一个平庸无为的人都难以混下去，何况是贪官呢？！
第三，他知人善任，发挥人的才干，避免了不谋其政而某拉关系、行贿受贿走歪道。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
第四，他积极推进高薪养廉。高薪养廉既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试想朱元璋老前辈的做法：俸禄不能提高，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呢?所以，雍正就给官员们发数目可观、远高于平日工资的“养廉银”，同时还额外再给京官发津贴、给不同级别官员规定不同数额的办公费用、取缔“馈赠礼金”和“索取归礼”等陋规。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归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治罪。”
第五，成立类似现今“廉政公署、审计署”的反腐机构。雍正派中央工作组即钦差大臣查办地方官的贪污案件。这些钦差直接归皇帝领导，由中央的一些官员或直属中央的官员组成，尽是些清正能干的人，与地方没有瓜葛。同时雍正还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与钦差一起查办贪官污吏。这样既不会与被查的贪污犯有利益上的关系，也不会对地方官进行包庇纵容。对查出的贪官就地免职，从调查组里选派同级官员接任。这样一来，接任的官员就不会为前任官员打圆场，填补亏空，遏制了“前腐后继”的歪风。雍正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负责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一旦查出贪污或是挪用，雍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