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全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皇帝私臣的隐权力，连皇帝本人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宋代之所以无女主、外戚、宦官窃柄乱政，没有出现“身边人控制”的乱象，当然也应归因于国家能够保持着这样一个“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治理框架。
共天下的“产权”观
我们不必过于惊奇宋代的士大夫能够提出“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国家治理框架，因为在这一治理框架后面，还隐藏着一种更值得惊奇的国家“产权”意识。我们先来看一则小故事——南宋度宗朝，由于皇帝“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过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的开篇，刘黻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令“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而奏疏的最后，刘黻总结说：“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在“家天下”时代，居然提出“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听起来似乎很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这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如北宋时，宰相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南宋时，宰相杜范也提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南宋初，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更是直接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