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注“薄案”庭审，对这件史实突然有了新的理解，感觉赵光义此举或许大有深意。宋代讲究高薪养廉，官员薪俸比较高，其他方面的待遇也相对较好。就说这“官员赴任禁带家眷”的规定吧，朝廷在颁布禁令的同时，又规定对官员家庭发放安置费，让官员可以安心在任上工作。我想朝廷颁布这条禁令的目的，无非是要解决廉政的问题。试想，如果官员异地任职可以随意带家眷的话，势必七姑八姨大侄子小舅子都会蜂拥而至赶赴官员任所。他们假借官员的威势，你负责政府工程，他负责包揽诉讼，任人唯亲、假公济私乃至于欺男霸女、谋杀陷害之举，恐怕都是无法避免的。薄熙来在辽宁包括大连任职期间，其妻子谷开来仅律师事务所的净收入就高达4000多万元（见薄熙来律师辩护词）。那么，他在北京、重庆任职期间，亲属故旧又发了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财呢？当一个官员升到一定的级别，而且他又敢于或者善于在禁区附近游走之时，法律对他又有多大的约束力？我想宋太宗很可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宋初抑制藩镇势力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顿大酒就解决问题了。所谓“稍夺其权”，就是慢慢地剥夺藩镇的权利，有一个渐进过程。由中央政府向藩镇管辖的州府派员管理地方，向军队派遣监军监督军队，让官员直接向中央负责（而不是向藩镇负责），这是北宋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当时向地方派员经常由皇帝钦点，不贪婪无度、不骚扰地方是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官员举家赴任，难免会出现预想中的廉政隐患，对收复南方、安抚百姓非常不利。因此，宋太宗辣手断案虽然很不近人情，但是杀鸡儆猴的目的还是很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