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靠病原体引发传染病的武器仍然属于传统的‘生物武器’范畴，并不是‘基因武器’，但这两项改造禽流感病毒的研究算是目前生物学界在人工制造生物武器方面的最高水平了。”刘夙的评价是，“然而它们也只是十分粗糙的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江东的答案更为简洁：人们迄今都没有研究出一种对人类有害的物种(如蚊子、疟原虫、血吸虫等)的基因武器，对人群的基因武器，凭空想象吧？
江东指出，禽流感和雪貂的例子表明，病毒的种属特异性是很容易突破的，广泛的感染风险首先危及制造者，使得其无法作为基因武器。
科学问题难以“纯科学”
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认为，人们对基因战争的恐惧，源于汹涌而来的转基因技术带来的不安全感，这也体现在对转基因产品的种种顾虑上。
江东指出，转基因安全的可控性分为两种，一是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不是可控；二是转基因技术会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破坏者的工具。
“一项技术能否应用于改善人类文明，创造福祉，完全取决于第一个层面的安全。”江东表示，当前转基因技术本身的安全可控性是显见的，却总是被人们对第二个层面的安全担忧所混淆。
“对基因技术安全使用的管控，与放射物质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药物管理以及毒品管理等是一个层面的，完全不应因噎废食而阻碍正常的转基因应用。”
“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安全性没有保证。”江东在科普中常常遇到“无厘头”的问题，他觉得概念混淆事小，而因此类担忧而导致转基因科研成果不能转化，更令人心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