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侍尧案经大学士九卿核议具奏后，乾隆却没有批依议，也没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驳回重拟，而是于同日发上谕一道，一方面要求各督抚以李侍尧案为戒，一方面要求他们对此案发表各自意见，“毋得游移两可”。乾隆这一招极为老辣。当时，大多数督抚认为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立决的定案“洵属平允”“只有这样更足以惩一儆百，为诸臣之炯戒”，一致赞成将李侍尧从重请旨即行正法。两广总督富勒浑和江南河道总督陈辉祖的意见却被乾隆认为“自异其说”、“游移其辞”，有不同程度的欺君嫌疑而交部察议。惟有安徽巡抚闵鹗元直抒己见，极力主张留李侍尧一条活路。其实，闵鹗元猜准了乾隆帝不想杀李侍尧的心思，他认为李侍尧“勤劳久著”的这一点与乾隆帝想到了一起。因为李侍尧得以免死，可以使得乾隆在众臣僚面前洗去李侍尧进奉见长加恩从宽的嫌疑。
透过扑朔迷离的李侍尧案烟雾，我们可以发觉一个关键词——进贡。李侍尧为官二十多年，是以进贡见长而备受众人瞩目的。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李侍尧和山东巡抚国泰贡品在同僚中最优。进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贡品成为天子与诸侯间政治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臣工取悦于皇帝的主要手段之一。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具有进贡资格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乾隆时期，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人主要有六类，其中地方大吏包括总督、巡抚、将军、提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