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