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规定，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人的户籍必须在教坊司有记录，京师官妓由教坊司派宦官进行直接管理，地方官妓则委派地方官吏管理。入籍的妓女由教坊司审核后办经营许可证，要依法纳税。纳税后还要到官府领取凭证，以便清查。
明谢肇淛《五杂俎·人部四》：“又有不隶於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说的正是无营业执照的私妓。明代宣德年间取消官妓制度后，“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的私营娼妓，以南、北二京为中心，大量发展起来。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娼妓更充分地得到了寄生于社会的条件，开妓院卖淫的现象开始大范围出现。妓女及妓院的身份，也随之分出了三六九等。如在清朝，即有书寓、堂名、花烟间等区分。
远：“当娼者，合家剿洗”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但是，在古代中国也有真正禁娼的时候，那就是太平天国时期，即史家眼里的“天朝”。太平军所到之处，妓院一律取缔，禁绝娼妓。一则名为《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文告中称，“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
虽然清政府“扫黄”不断，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纷纷转入地下。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相较于有特权的“长三”“先生”“花魁”之类的上等妓女，被称为“私门”、“私门子”、“私科子”、“私窝子”、 “半开门”、“野鸡”的私娼往往成被清洗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