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2日，审判正式开始。正如国际象棋比赛中两军对垒常见的见招拆招，针对本案的每一种假设都可能被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设推翻，每一项证据，似乎都能同时支持两种相互排斥的推断。庭审中，一张国际象棋比赛对弈表，成为了控辩双方争论的关键物证。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的11月6号，比蒂就把这次锦标赛的对弈表贴在了俱乐部门口的布告栏上，上面详细列出了参赛会员的配对情况和每轮比赛的具体日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从上面得知华莱士的比赛安排。华莱士的辩护律师罗兰德-奥利弗（Roland Oliver）在辩护中拿出了一张布告栏的照片，上面就清晰显示出华莱士将于1月19号来此参加他的第四轮比赛，检方“只有华莱士自己知道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的论断不攻自破。
但检方并不示弱，他同样从这张对弈表上捕捉到另一个细节：按照比赛日程安排，华莱士也应该在11月24号和12月5号这两天参赛，但是他并未出现——对弈表上面的结果记录显示华莱士参加了11月10号与Lampill的比赛并获得了胜利：他的序号“6”后面标记了代表胜利（Win）的“W”，而11月24号和12月5号的序号“6”后面却没有标记。也就是说，自打首轮比赛过后，华莱士就再也没有现过面。
因此，即使幕后杀手Qualtrough真的存在，并且通过对弈表了解到华莱士的行踪，他还是无法保证后者会在两次缺席预订赛程之后，又于1月19号突然回归，顺利收到他的“口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