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鸿章上洋洋洒洒四千言折，历陈铁路九利，驳斥反驳之论。但顽固派力量强大，有人上奏批驳：“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
围绕修建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论激烈上演，顽固派的攻讦与阻挠铺天而来。
帝国士大夫们纷纷引经据典慷慨陈词上书，西方的“奇技淫巧”会伤害民生，修建铁路会振动龙脉，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灾难……内阁学士张家骧即上奏，历数铁路三大弊端：资敌、扰民、夺民生计。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奏罢议铁路，指出中国自建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在顽固派强烈反对下，上谕否定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
清廷发布上谕说：“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大清德宗实录》卷126，第13页）至此，顽固派取得完胜。
修筑铁路阻力重重，但李鸿章却暗渡陈仓。在斗争白热化的1880年，一条开平煤矿唐山通往胥各庄的铁路悄然修建。
1881年，唐胥铁路修成。这条约10公里的“迷你”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政府，并有意称为“唐胥马路”。
唐胥铁路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李鸿章的奔走呼号。李鸿章以其前瞻视野和精英意识，利用地位、名望和关系，顶住各方压力。李鸿章、唐廷枢等在与顽固守旧势力进行的斗争中,不是蛮干、硬拼,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如当时为避人耳目,不使顽固派有任何攻击的借口,将铁路讳称“马路”列车称为“马车”，事实既成之后方改真名。此外，李鸿章选修铁路的位置较好.唐胥铁路修建在一个荒芜的人烟稀少的地带，阻力稍小。同时，李鸿章善用唐廷枢。目睹唐胥铁路修建的开平矿务局工程师金达这样写道：“这位干劲十足的总办，虽然面对来自各方面攻击，有愤怒的御史，有迷信的土著，随之时常有朋友和同情他的人离弃了他，但他不顾一切，仍然继续推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