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体系对于帝王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可谓再传统不过，“六官”和军帅以下军中官、乡官的编制、名称，都照搬《周礼》，军师以下各级职官，也大多古已有之。一些看似变通之处，也并非无稽可查，比如“天王”，是夏商周三代和前秦、北周等所使用，且理由和洪秀全如出一辙（只有上帝才能称帝），以主将这种军衔秉政，春秋时的晋国（中军元帅、上下军主将和三军佐）和两汉（大将军）都采用过。即便洪秀全的自我神化，严格说也并未摆脱“天子”、“君权神授”的窠臼。
但实际情况却和纸面制度大相径庭。
首先，军师、主将的地位并不平等，也非共同对天王负责，而是天王垂拱而治，副军师以下都对杨秀清一人负责。
其次，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的六官、百僚分工，实际上全然被打乱，真正执掌六部职事的，是东王府属官——东殿六部，六官丞相成为标志干部级别的虚衔，具体工作要听从杨秀清安排；本应听命于天王的各军，也要“听东王将令”，没有杨秀清领衔颁发的将凭、官执照，各路“佐将”和各军主官连“专杀”的权力都没有。
还有一些制度，表面上遵循了常规程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如法规、制度、礼仪、冠服、历法，表面上是由杨秀清领衔制定，上呈洪秀全“旨准”，最终决断权在洪秀全手里；再如处决重要人犯，任免高级官员，同样要走“旨准”的手续，但实际上据各方记载，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一概“旨准”，且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外，其它官员“概不准奏事”，也就是说，真正管事的不是洪秀全，而是杨秀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