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正因为有后一个故事，才使得王羲之的“文艺范”较为全面和真实。试想，如果王羲之总是如“东床快婿”那般搞怪和有意思，那么，就没什么意思了，也就显得很做作了。作秀，当然是文艺青年的必修课，但一天到晚的作秀，就会让观众有审美疲劳。于是乎，不管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只要是愿意在文艺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都必须学习王羲之，既有恣意放荡和怪诞的一面，也有积极面对现实的另一面。
其实，积极面对现实，巧妙地世俗一回，并不有损某种文艺气质。反而，世俗的狡猾与变通，恰恰是最终实现文艺人生的必要途径，也更能丰富阅历和提高文艺范的质量。否则，不但文艺范无法实现，而且即便有了某种“范”，也较为空洞和单薄，那就真成了为了文艺范而文艺范了。
没有窘迫和世俗的人生阅历，所谓的文艺青年，那就真的也只能做彻彻底底的愤青了。
当然，《世说新语》只是笔记体小说，而不是《史记》那样的正史，故而王羲之的青年岁月或许有夸张的成分。在正史中，王羲之装睡自救一事，也的的确确不是记在他的名下，而是发生在他的一个堂兄弟的身上。
但王羲之绝对有做文艺青年的条件，他们王家在东晋这样一个狂人辈出的时代，基本上是中央高级干部的储备库。他的父辈，有的是总理级别的宰相，有的是军委主席级别的大将军。正如我们在正史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家与谢安所代表的谢家，非常高调地垄断了东晋的国家政务。
古往今来，都要拼爹，做文艺青年，也必须拼爹。但拼爹只是前提条件。不管拼爹与否，作为豪门贵族少爷的王羲之，在日后的江南绍兴招集一帮“闲人”，曲水流觞，笑傲江湖。并在酒醉之后，由王羲之执笔，一挥而就，为众人的游记合集写了一篇当时很普通的序言——《兰亭集序》，不想却因此流芳万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