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表观遗传学这一新领域的飞速发展，专家们已经证明，“自然选择”即“物竞天择”，并不是产生可遗传变化的唯一力量。
“比如巴氏消毒法，这种帮助我们洁净生活用水的普遍使用的灭菌方法，就能产生可以遗传的效果，而且要比以往更快速地在人群之间散播。”福格尔发现，人类刚出现时，平均寿命是20年；到了20世纪来临之时，平均寿命变成了44岁；可是今天，平均寿命是80年。人类是一个有着20万年历史的物种，可我们曾经在20万年的时间里延寿了24年，如今却在短短一个世纪里，寿命将近翻了一番。福格尔还观察到，人类平均体重的增长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人们开始开车，从事的伏案工作也越来越多。
很快，从文化人类学家到群体遗传学家，各个领域的学者纷纷着手研究起技术生理演变的现象。美国杜克大学的访问学者、经济学家约翰·科莫洛斯也指出：“演化将我们‘设计’得颇有弹性。我们的体型在日子好时增长，在日子差时收缩。但演化力量并未把我们塑造成控制摄食的物种。技术生理演变的理论表明，经济学在细胞层面的影响可以说已深入骨髓。”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凯文·莱兰在发布于《行为与脑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中，把这一过程称为“微环境塑造”。他这样表述：“所有生物体都在持续不断地与它们周边的局部环境相互作用，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环境。如果各代生物群对局部环境的调节各不相同，或者自成一套，那就不会给自然选择压力带来任何改变，因而也就不会有显著的演化结果。然而，如果每一代、每个生物体都反复以同样的方式改变自身环境……那么结果就可能会改变自然选择。这种微环境构建对外界环境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仍旧局限于某一代，但如果同样的环境变化在足够多的世代中一再发生，它就可能成为演化选择的一个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