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辜鸿铭的切齿痛恨所不同的是，极个别的遗老采用了一种无声的抗议，那就是自殉。自殉本是远古习俗，但在近代亦非罕见。早在1879年时，御史吴可读为抗议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立嗣而仰药惠陵，实行“尸谏”。1912年9月13日，被日本人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与其妻静子一道剖腹自杀。如果说这两起自殉还带有愚忠意味的话，那民国后梁济（梁漱溟之父）的自殉就显得有些让人琢磨不透了。
梁济自殉于1918年，但他早在1912年6月即树立“必死”之心。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他给世人留下了一部名叫《别竹辞花记》的死亡日记。日记中，梁济平静地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认识及困惑，并言他之所以拖到1918年才采取断然措施，不是因为他胆怯，而是他需要时间去观察。
民国以后，梁济一度有过幻想：共和国势力最大者莫过于国会，贤才之最盛者亦莫过于国会。昔日有苦欲言，则伏阙上书，诉之于君，求吾君设法；今有苦心欲言，则泣血请愿，诉之于国会，求国会主持。他甚至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年须“旁听三次”，待参观盛举后，便可死而无憾了。
民国后，国会是召开了，但其所作所为却令人不敢恭维。在梁济看来，议员们“全不以救民救国为心，捣乱行私，不成事体，凡吾国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辈之所贱视”，这些人“私欲迷心，躁嚣悖谬，除党争兼纵欲外，一无所知”。民国的乱象让梁济感到大失所望，他认为，清帝因爱民而逊位，但如今的现状完全背离了初衷。他决意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以唤起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
朝代的鼎革除了导致故往秩序的崩溃外，随之而来的还有传统道德的无尽沦丧。梁济在《遗笔汇存》中写道：人民无判别是非之常识，信以为共和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据现今人民现况，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人心纵恣，从恶如崩，竟有一泻千里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