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共和体制”下，社会风气非但未能好转，反而日益恶化，以至于“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长此以往，“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中国人所固守的仁义、真诚、善良等传统道德日渐丧失，最后的结果将是“国将不国”。梁济对此深感忧虑和困惑。
对于1917年的“张勋复辟”事件，与其他遗老所不同的是，梁济大加反对。他数次投书劝阻，但张勋仍一意孤行，结果复辟未及半月即告失败。事后，那些肇祸事主及预谋其事的“名士们”纷纷窜出京门而无一殉节，梁济为此感到极度愤懑和失望，之后便下定了赴死的决心。
作为一个年过四十才出仕的中层官员，梁济其实没有太多的理由去殉清，但在目睹了民国后的各种乱象后，他自认与清朝有一种信义相托的连带责任，他愿意为这一责任去死，以死来警醒国人。1918年11月10日，梁济在他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自沉于北京积水潭大柳根一带。早在3天前，梁济即来到积水潭临湖阁，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3天。为了这一跳，梁济足足准备了7年。
梁济的自殉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行为。临去前，他在书案上留下了十七封遗言和这7年来所写的札记稿册。在遗稿中，梁济向世人袒露心扉：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不过，梁济并不希望后人认为他的自杀仅仅是为了殉清，正如他所说的：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自认为，其自殉“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呼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