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济的死，与其说是对前朝的效忠，倒不如说是对民国的失望。梁济去世9年后，在北伐军席卷中原的前夕，另一位知名的遗老、文化大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自尽，这大概是对科举废除后传统道德与文化日渐沉沦的又一个抗议罢！
人固有一死，有人死得很沉重，有人死得很轻。徐志摩说，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他为此有目的、有计划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殉道的精神本身即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辛亥之际，革命来得太快，共和又建立得太容易，新旧之间甚至来不及交锋与辩驳，民国即倏然而至，而建国过程中的草率、不透明、非理性等因素，使得一部分传统的优秀人才刻意游离于新社会之外，这对于新生的民国而言，当然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除以上提到的徐世昌、王士珍等人之外，拒不出仕的知名遗老还有赵尔巽、邹嘉来、于式枚、张人骏、劳乃宣、岑春煊、沈曾植等，在政治势力的对立与信仰理念的冲突下，当年的这些干练之才在民国后只能作壁上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