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纪晓岚看起来颇得圣宠，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摆设而已。对此，乾隆皇帝并不隐瞒。据说，有一次，纪晓岚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闻听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是一句话惊醒懵懂人，这样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纪晓岚的心里留下难以挥去的阴影。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看到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实施了“精神自宫”手术。一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弄个楹联和挖苦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潜心于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当时，由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由此导致清朝的“小学”空前发达。纪晓岚既然身处其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