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1993年出版的《古生代大危机》（The Great Paleozoic Crisis）一书中，美国古生物学家道格·埃尔文（Doug Erwin）将对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可能原因的探寻比作是著名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杰作《东方列车谋杀案》中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所面临的局面。这位侦探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整个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参与了这场谋杀。
而维格纳尔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中，则将道格·埃尔文这样将原因一股脑归结于“所有一切事物”的做法称为是“懒人所为”。与埃尔文不同，维格纳尔将这一事件与一部丹麦侦探电视片《谋杀》（The Killing）中的女主角莎拉·伦德（Sarah Lund） 进行了类比。在该电视剧的第一部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进入了莎拉侦探的视野，最终她从所有这些疑犯中找出真正的谋杀凶手。而维格纳尔对二 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找到的这真正的凶手便是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加上其后续引发的全球变暖，海水缺氧以及臭氧层破坏。
现在，随着科学界获得越来越多更加精确的数据，我们在探寻此次空前大灭绝事件背后可能的原因时，其得到的结果可能并不会是直截了当的。如果这就是一个犯罪现 场，那么它应该是一个造成惨重伤亡，尸横遍野的现场，凶手所使用的是一系列不同，但彼此之间存在关联的武器。佩恩表示：“环境因素将会造成灭绝效应的倍 增，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剧，因此很难将某一单一事件与其他导致的连串环境效应产生的后果区分开来。”
这样的结果并非是科学的失败，而更多的是我们对于简单答案的本能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