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赵抃的赈灾方式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应归功于宋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粮市场网络。宋人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臣尝细察其故矣。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清明上河图》就画了多条停泊在汴河上的漕船，那都是从南方运粮前来京师的。这些漕船看起来不像是官船（因为不见官兵押运），而是私人船只，可见当时民间市场化的漕运是相当发达的。
二十五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已经巧妙地运用了“看不见的手”，当时杭州米价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贴出榜文，称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虑后者继来。米既辐凑，价亦随减”。值得指出的是，并非只有范赵二公有此智慧，而是越来越多的宋人都已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书》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价”的赈灾主张：“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米价亦自低矣。”董煟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挥不得妄増米价”，“本欲存恤细民”，却“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牙侩暗暗增价收购本地之米，转往他州，导致荒情加剧。好事办出了坏事。
赵忭在越州赈灾，也使用过范仲淹的“凯恩斯政策”，“僦（雇佣）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不管是依靠自由市场的机制来置配赈灾的资源，还是利用凯恩斯手段刺激经济，这一右一左的政策，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想来，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