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革命党人对于这段历史却颇有隐晦，譬如蔡元培在修革命党史的时候，孙中山就特地关照他不要多写会党)。
9、领导人的经验、意志及心理素质均不过关
论史者常批评慈禧太后选择载沣为接班人是巨大的错误，实则在讲求“名正言顺”宗法制度下，慈禧太后并无其他人选。载沣的为人固然宽厚，但其性格内向，讷于言词，加之政治经验缺乏，以其个性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重大的危机事件，何逞辛亥革命的变乱局面。
颜惠庆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清廷主政者：摄政王载沣虽意图良美，但生性软弱；庆亲王奕劻富有丰富的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协理大臣那桐富有才华，能言善辩，却缺乏实际本领和决断才能；唯有镇国公载泽，在满族大臣中堪称果决勇毅之人；协理大臣徐世昌与另两位大臣梁敦彦和盛宣怀，他们虽然满腹经纶，老于世故，但面对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应付的局面，就显得体魄不够强健，气势不能夺人了。
以保守著称的御史胡思敬称“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其认为摄政王载沣如能力行专制，“虽以无道行之，未遂亡也”。这显然又是另外一种荒唐。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为父亲未能果断斩杀袁世凯而感到遗憾，这种政治见识更是等而下之。载沣不杀袁世凯，实际上是在无意间给皇族留了条后路，如果1909年杀了袁世凯，革命后皇族恐无噍类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