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千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其用时不过5年。新政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他们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
古代科举为求官，中国人也一向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但事实上怎么可能让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官做，即便在科举年代，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幸运儿毕竟也是少数。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的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下，“太子党”、“官位世袭”、派系权争等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
以新军中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一百人。1911年1月，江苏第九镇第三十六标有近百名士兵开小差出逃，原因是部分士兵想升入不入流官佐而升迁途径被阻，由此产生的失望怨愤情绪引发了这次事件。在新军的军官队伍中间，也普遍存在“士官系”与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对立，原因是留日士官生们手眼通天，他们占据了军中的高级职位，而数量众多的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只能屈就中下层军官。
恶念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不得志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在遇到挫折之后，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这种清末式的“愤青”思维，也是底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