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 年“皇族内阁”的表演中，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攘夺公权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极大不满，这也是清廷极不明智的自取灭亡之举。在整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的情况下，一部分被体制所排斥的年轻人会去追问其制度的根源，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表达时，其走向清廷的反面也是必然。
清末大兴教育的一个教训是，教育必须与更广阔的实业相联系，而不能只是培养未来的求官人，否则，受教育者一旦丧失前途，稍有风吹草动，其不满即会引发社会风潮并进而发展成革命。当然，清末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算缓慢，但与教育相比，其发展仍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机会。
5、激进思潮不可取，非理性的情绪未能得到合理的疏导
在清末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革命思潮异军突起，在漫天漫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仇恨性宣扬中，就连饱学的章炳麟也高擎革命大旗，“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似乎成为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不平处，即以“革命”革之。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通常表现为此扬彼抑、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果改良能获得成效，革命就会消沉；而改良的道路行不通，革命就会迅速蔓延。改良与革命在同时赛跑，任何一方的不谨慎都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就事实而言，实行新政后的清廷已经没有了保守派，而只有激进派和缓进派。清朝的覆灭，问题不是走得太慢，反而是因为走得太快。以清末立宪为例，在外国评论家的眼中，九年的预备立宪期未免“出奇的乐观”，但这样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急进方案，还有人认为不够激进，甚至连最温和的士绅都已经等不及了。多才博识者如梁启超当时就指出，预备立宪清单上所规定的任务是绝对办不到的，但言犹在耳，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又激愤的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