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把袁世凯驱赶回乡，逼使后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韬光养晦，这是其权力攀上顶峰的标志，也是他决心要干一件大事的开端。开端似乎很成功很顺利，袁世凯猫在乡下装作以垂钓赏雪打发光阴，北洋武人发了几句牢骚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哗变，但成功的开端却隐藏着失败的结果。当武昌枪响，曾到德国学习军事的旗人荫昌奉命率军前往镇压，而袁世凯的旧部均不听其号令时，载沣还是得把袁世凯请回来。尽管时移势异，这一次，再回来的袁世凯的要价比当初高出了许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请来救命的“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后恭地请回袁世凯，实为万般无奈之举。袁世凯势力在清末逐步发展，渐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实不仅被载沣等满人视为大忌，另外一些忠于清廷的汉族大臣也对他充满了疑虑。
曾为军机大臣做秘书的高树所撰《金銮琐记》录有一诗，专门写袁世凯当年进京的气派，诗曰：“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诗后自注：“项城( “项城”为袁世凯的郡望，编者注。 )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两相国”，就是两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和瞿鸿机。当时慈禧犹在，袁世凯会不会像东晋权臣桓温一样威胁皇室，已经是有眼光的人们挥之难去的阴影。现在，袁世凯刘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权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当年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更加尖锐更为紧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的时候，中外朝野都在严重关切袁世凯下一步的动作。但袁世凯却还在发挥他的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