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而袁世凯，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的奕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二三万两。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